根据第九表，可知自宋至明，政府岁人钱数越来越少，银数则越来越多。由此我

根据第九表，可知自宋至明，政府岁人钱数越来越少，银数则越来越多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明代社会“用银而废钱”的趋势。

银在明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之所以远过于钱，原因有种种的不同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为明代商业的特别发展。明自立国以后，随着国家的长期统一．人口与物产都大量增加，从而促进商业的空前繁荣。[28]到了万历年间（1573—1620），由于大规模商业的经营，“富室之称雄者，江南则推新安（在今安徽南部），江北则山右（即山西）。新安大贾，鱼、盐为业，藏镪有至百万者。其他Z．–十万，则中贾耳。山右或盐或丝，或窖粟，其富甚于新安”[29]。当商业发展，交易量增大的时候，用价值低下的铜钱来做交换媒介自然要感到不便，故有行使价值较大的银两[30]之必要。

在明代流通的货币中，银两之所以比铜钱重要得多，又由于当日铸钱量的减小。铜是铸钱的主要原料，可是经过过去长期的开采以后，明朝“坑冶之利，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，间或有之，随取随竭”[31]。铜矿生产既然有限，明初政府因为铸钱需铜，“令私铸钱作废铜送官，偿以钱。是时有司责民出铜，民毁器皿输官，颇以为苦”[32]。由于铜的缺乏，明代铜价昂贵，从而铸钱成本特别的高[33]，故铸钱数量甚小。根据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）的则例，当时除南京外，全国各地的炉座，一年共可铸钱一八九、四一四贯零八百文。[34]这和北宋熙宁六年（1073）后及元丰三年（1080）每年约铸钱六百万贯[35]的数字比较起来，约只为后者的百分之三多点。不特如此，洪武二十六年所规定的每年18、19万贯的铸钱额，实际上并不是年年铸造，而是时常停铸。就是在铸造的年头，也不一定按照定额铸造。因此，明朝到16世纪末为止的两百多年间，铸钱的数目并不多，总共恐怕不过千把万贯。[36]换句话说，明代头二百多年所铸的钱，在北宋熙宁（1067—1077）、元丰（1078—1085）时代铸钱最多的年头，只要两三年的时间便可铸造出来。钱的铸造额既然这样稀少，不足以满足当日在商业发展中的市场上的需要，人们自然要普遍用银来交易了。

除由于商业发展及铸钱量小以外，明代社会对于银的需要所以远比钱大，又由于钱值不如银值那么稳定。关于铜钱的流通情况，顾炎武说：“我朝（明朝）钱法，遇改元即随年号各铸造通用。”[37]因此，明代某一皇帝死了，上面刻有他的年号的钱便不再通用，从而价值下跌，或打折扣才能行使，使持有人大受损失。[38]自然，由于铸钱的稀少，全国各地不可能都使用刻有当今皇帝年号的钱，也有使用宋代及其他朝代旧钱的。可是，旧钱有许多种，无论哪一种都不能长期行用；当停止行用以后，钱值往往下落三分之二，即低跌到只等于原值的三分之一。[39]由于钱值的剧烈波动，人民生活自不免要大受打击。例如隆庆四年（1570）高拱说：“小民日求升合，觅数钱以度朝夕，必是钱法有一定之说，乃可彼此通行。而乃旦更暮改，迄无定议。小民见得如此．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，将必至于饿死。是以愈变更愈纷乱，愈禁约愈惊惶，铺面不敢开，买卖不得行，而嗷嗷为甚。”[40]因此，明代钱值老是不稳定的结果，人民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，自然不愿用钱，而普遍采用价值比较稳定的银两来作货币了。

五

综括上文，我们可知以银表示的物价，自宋至明，有向下降落的趋势。我们因此可以测量出明代白银的购买力，约为宋、元时代的两倍左右。

在这几个世纪内，中国白银的购买力所以增大，原因有种种的不同，但在货币方面对于白银需要的激增，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因为在明代商业发展声中，由于通货膨胀而不断贬值的纸币，和供给不足、价值低下而不稳定的铜钱，都不足以满足各地市场上对于货币的庞大需要，故银两便普遍流通起来。除市场交易以外，面对着这种货币经济发展的大潮流，政府原来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税收，也改为“折银”，更助长对银需要的增大。上文说过，早在正统元年（1436），政府在长江以南大部分运输困难地区课征的田赋，已开始由米、麦改折成银，按照每石折银二钱五分的比率来征收，称为“金花银”。这种课征办法，后来到了嘉靖年间（1522—1566）更扩大范围，使全国各地（除漕粮地区外）的田赋、徭役以及其他摊派，都合并在一起，改折成银两来缴纳，称为“一条鞭法”。[41]此外，在盐法方面，明代政府初时实行“开中”（去声，纳粟中盐的意思）之法，即由商人在边地（以北方及西北为主）开垦耕种，把收获的粟或米向沿边驻军缴纳来作军饷，然后换取盐引，前往淮南等产盐地区领盐出售。可是自弘治五年（1492）开始，政府改变这种办法，不再要商人纳粟或米，而要他们纳银，然后给与盐引。[42]因此，明代政府岁人中的银两，有越来越多的趋势。

对于因银的需要增大而物价下落及银的购买力提高的情形，生当明季的黄梨洲已经有一个敏锐的观察，他说：“至今日而赋税市易，银乃单行……夫银力已竭，而赋税如故也，市易如故也，皇皇求银，将于何所?故田土之价，不当异时之十一。岂其壤瘠与?曰否，不能为赋税也。百货之价，亦不当异时之十一。岂其物阜与?曰否，市易无资也。”（[43]这种因银的需要激增而购买力提高的背景，说明了明朝中叶以后，当世界新航路发现的浪潮冲击到中国海岸来的时候，为什么中国在对外贸易扩展的过程中，要长期自国外输入大量的银子。

注释：

[1]加藤繁《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》（曰文本，东洋文库论丛第六，东京，大正十五年，即1926年）第一分册，第二、三章。又参考拙著《从货币制度看中国经济的发展》，《中国文化论集》（台北，1953年）第一集，页117—123。

[2]拙著《元代的纸币》，中研院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（以下简称《集刊》）第十五本（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48年），页1—48。

[3] Emma Helen Blair and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，eds．，The PhiEppine Islands．1493—1898（以下简称PAil Isls．），Cleveland，1903—09，Vo1．29，PP．70—71；T’oung Pa0，V01．Vl，Leide，1895，PP．457—458；China Review，Vo1．XIX，no．4，Shanghai，1891．PP．243—255．

[4] Phil．Isls．，V01．19，P．237；V01．27，PP．64—65．William Lytle Schurz，The Manila Galleon，New York，1939，PP．405—6．

[5] Lien．sheng Yang，Money and Gredit in China：A Short History，Cambridge，1952， pp．47—48．

[6]顾炎武《日知录集释》（黄汝成集释，道光十四年刊）卷一一，页12—l3，“黄金”。按文中说洪武八年的金银比价，见《大明会典》（中文书局影印万历十五年司礼监刊本）卷三一，页1，“钞法”；洪武十八年，见同书卷二九，页1，“征收”；洪武三十年，见同书卷二九，页3，“征收”。

[7]参考彭信威《中国货币史》（上海，1958），页503及619；Lien—Sheng Yang，前引书，页47—48；A．Kobata，“The Production and Us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Sixtecnth-and Sev emeenth-Century Japan，”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，Second Series，Vo1．XVIIl，No．2，Au gust l965，PP，245—266．

[8]正统五年（1440）山西大同的金价，便宜到每两只值银一两六厘七分少点（据“金六钱折银一两”计算出来），和其他年代的金价比较起来，着实过于偏低。按《明英宗实录》卷六五，页1，载正统五年三月“乙丑，巡抚河南、山西行在兵部左侍郎于谦奏：山西民已贫困，所解大同折粮金、银诸物，甚不易得。近闻彼处巡抚官以金、银成色不及，抑令煎销，不惟延候日久，且所用木炭、黑铅等物，并亏折之数，何从出办。乞令银一两折米二石，金六钱折银一两，收库支用，则民免稽延，不悮农种，官军亦得其便。上谓户部臣曰：谦所言良是，其速行之!”按明代政府在山西大同一带驻有不少军队来巩固国防，为着应付那里军费的开支，故命令山西民众向大同缴解折粮金、银，而规定“银一两折米二石，金六钱折银一两”。这种比率，显然是根据当地市场实况（或行情）来斟酌决定的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当日山西大同的金价为什么会低落到这样的程度?我想，这可能有两种解释：第一，根据上面引文提及“山西……大同……巡抚官以金、银成色不及，抑令煎销”一事，当时在那里的黄金的成色，可能远较白银为低。第二，由于当日山西北部社会经济的特殊情况，金、银的供求状况，可能各有不同。换句话说，比较起来，金可能供过于求，银可能求过于供，故产生金价偏低的特殊现象。

[9]宋、明时代长江下游或江南米价的变动，大致可以代表全国米价变动的趋势，因为这个地区在当日全国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关于此点，除因为自宋以来“苏（州）、常（州）熟，天下足”的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的谷仓以外，我们又可以从这个地区的户口在全国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之大，观察出来。北宋元丰三年（1080）全国共有一六、四七二、九二○户，其中淮南、两浙、江南东西路共有五、五四四、四五二户（加藤繁《支那经济史考证》，东京，1953，下卷，页347—348），约占全国产数的百分之三四。及明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），全国共有一○、六五二、七八九户，六○、五四五、八一二口，其中江苏、浙江、安徽及江西共有五、六○五、○一一户，三○、二二五、九八六口（ping-ti Ho．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，1368–1953，Cambridgc，1959，P．10），约占全国总额的百分之五○。

[10]明代绢价所以特别下降，除由于如本文将要指出的货币方面的原因以外，又由于明初政府在各地积极增加蚕桑生产，发展丝纺织业。关于这方面的情形，吴晗曾经加以研究，他说：“龙凤十一年（1365）六月，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，栽桑、麻、木棉各半亩，十亩以上的加倍，田多的照比例递加。地方官亲自督视，不执行命令的处罚。不种桑的使出绢一匹，不种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。（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五，《明史}卷一三八《杨思义传》）洪武元年（1368），把这制度推广到全国，并规定科征之类，……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租。……二十五年（1392），令凤阳、滁州、庐州、和州每户种桑二百株……令天下卫所屯田军士每人种桑百株……二十七年（1394），令户部教天下百姓务要多种桑、枣和棉花，并教以种植之法。每一户初年种桑、枣二百株，次年四百株，三年六百株。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，违者全家发遣充军。……二十九年（1396），以湖广诸郡宜于种桑，而种之者少，命于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种二十石，派人送到辰、沅、靖、全、道、永、宝庆、衡州等处（今湖南及广西北部一带），各给一石，使其民种之，发展这一地区蚕丝生产和丝织工业（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一五，二二二，二三二，二四三，《明会典》，朱国桢《大政记》，《明通纪》）。为了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，下诏指出农桑为衣食之本，全国地方官考课，一定要报告农桑的成绩，并规定二十六年（1393）以后栽种桑、枣、果树，不论多少，郡免征赋（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七七，二四三，吴晗《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》，科学出版社出版《历史研究》，1955，第3期，页58）。由于蚕丝增产政策的积极推行，明代绢产量自然增加，生产成本自然下降，故绢价远较宋代为低。除此以外，自元代开始，由于黄道婆在松江普遍传授棉纺织技术，棉纺织工业在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发展起来（拙著《鸦片战爭前江苏的棉纺织业》，《清华学报》新一卷第三期，1958年，页25—51）。到了明代，许多人都用棉布缝制衣服，对于绢的需要自然减小，故绢价下降。

[11]拙著《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》，《集刊》第十本，页193—222；《元代的纸币》，见前。

[12] 《大明会典》卷三一，页1，《钞法》；《明史》（艺文印书馆本）卷八一，页1—2，《食货志》；《明史稿》，志六二，页15，《食货》四。

[13] 《明史稿》，志六二，页15，《食货》四。

[14]例如《明太宗实录》（史语所印）卷三三，页8，载永乐二年（1404）七月庚寅，“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言：比岁钞法不通，皆缘朝廷出钞太多，收敛无法，以致物重钞轻。……”（《明史》卷八一，页3，《食货志》略同）又《明史》卷八一，页4，《食货志》说：“及（仁宗）即位（1425），以钞不行，询（户部尚书夏）原吉。原吉言：钞多则轻，少则重。民间钞不行，缘散多敛少。……”

[15] 《续文献通考》卷一○，页5—6，在洪武二十七年项下说：“时民重钱轻钞，多行折使。初以钞一贯折钱五十文，后折百六十文。浙、闽、江（西）、（两）广诸处皆然。由是物价踊贵，钞法益坏不行。”又参考《明太祖实录》（史语所印）卷二三四，页2，“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”；《明史》卷八一，页3，《食货志》；《明史稿》，志六二，页16，《食货》四。

[16] 《明史》卷八一，